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舆情监测:能否成为一种专业化智库?
发表时间:2017-10-16 14:17:08

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: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,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。

四中全会要求:把公众参与、专家论证、风险评估、合法性审查、集体讨论决定确定为重大行政决策法定程序,建立行政机关内部重大决策合法性审查机制。专家论证是“重大行政决策”不可或缺的环节。

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指出:要从推动科学决策、民主决策,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、增强国家软实力的战略高度,把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作为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切实抓好。

智库(The Think Bank),以公共政策为研究对象,以影响政府决策为研究目标的专业研究机构,也译成“思想库”,用中国民间的大白话就是“智囊团”。

舆情监测是近年来兴起的一项智能化信息服务,以强大的搜索引擎技术作支撑,横跨新闻传播学、舆论学、社会学、心理学、公共管理、数理统计等学科。那么,舆情监测能否成为一种新型专业化智库?

有人会觉得,舆情监测来源于互联网公开平台上的信息,是否有学术情报、政策情报价值?英国情报专家鲁伯特·阿拉森说过:“任何一个西方情报机构的信息源,85%以上都来源于公开材料,比如报刊杂志、外交报告等,其次才来源于军事侦察、卫星影像、通信信号等。”舆情监测虽然使用的都是公开的数据源,其实也不是公众都能掌握的。新闻跟帖、BBS、微博、SNS社交网站中,大量的是非结构化数据,这些数据的抓取、聚类和语义分析有很高的技术门槛,非具有较强技术和传媒实力的专业机构不能承担舆情追踪、解读和研判的重任。在智库传统的研究手段,如德尔菲法、成本效用分析等之外,舆情监测的智能化搜索技术、数据挖掘和文本分析,可望丰富社会科学的研究手段。

(“新型智库”与“舆情监测”两词新浪微博月讨论量变化趋势,统计时间:2013年11月-2014年11月,单位:条)

传统决策咨询制度的瓶颈

传统的决策咨询制度,由于体制内外渠道发展不平衡,政府内设研究部门有过大的话语权。

在新中国历史上,各级党委政府普遍设立研究室,围绕党政中心工作以及主要领导所关心的重大问题进行调查研究,为领导决策和指导工作提供依据和政策措施建议。最辉煌的“乐段”之一,是改革初期的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。

它研究中国农村振兴之道,主持起草了五个中央“一号文件”,奠定了三十多年中国改革的坚实基石。在室主任杜润生的主持下,吸纳了王岐山等一大批有上山下乡经历的年轻人,还聘请了习近平、刘源等特约研究员,脚踏实地地研究农村问题。知名学者王小强回忆这段工作经历时,深有感慨地说:“在岸上指手画脚,这里毛病,那里失误,不等于能把中国农村搞好。要想搞好,就得设身处地,站在决策者的角度,去思考、去调查研究,不仅道路、性质,而且战略、政策,甚至关键性的操作步骤。”

然而,在一些地方,政策研究的功能退化,研究室的主要职能限于起草综合性文件和领导同志的讲话。而一些体制外的研究机构,由于不了解领导机关的运行情况,对策研究免不了隔靴搔痒,有时缺乏可操作性。

近年来有些地方的智库,更像老干部、老专家退休返聘的第二职业。网友“莫佳庆”直言不讳地说:“新闻报道某地成立了一个智库联盟,仔细一看,老同志加老牌子凑一起,换汤不换药。缺乏独立性、中立性,智库就是个口号而已。”

公共治理的预警信号

在一些重大建设项目中,除进行投入产出比、环境影响评估等可行性研究,还需要舆论影响和民意承受力评估。如,在厦门、大连、镇海、江门、茂名等地PX项目中,地方政府从仓促上马到最终下马,缺少完整的决策咨询研究。而这方面,基于互联网的舆情监测业务可以帮助地方政府及时把握民意的脉动,捕捉舆论的异动,并借助互联网新媒体展开民意说服工作,化解项目实施的舆论阻力。

以互联网为主力平台的舆情监测,具有社情民意风向标和公共治理预警信号的意义,可测量社会的和谐度与稳定系数。反过来说,热点舆情的频率和烈度,提示着当下社会矛盾的对抗性和潜在的破坏性。

舆情监测的升级项目

互联网舆情已引起各级政府的普遍重视,舆情监测平台和舆情分析报告需求量仍较旺盛,但市场将逐步趋于饱和。舆情监测业务能否提升为“网络智库”服务,增加业务的智慧含量?现有的舆情产品和服务可以转型或升级,如互联网大数据的挖掘、智能化搜索引擎、网络平台上的公共关系管理、社交媒体传播,都可以纳入“网络智库”范畴。它的功能还可以进一步拓展:基于互联网信息的民意调查和政治传播、市场调查和市场营销、重大建设项目和施政的民意评估、社会各阶层利益诉求和博弈的平衡调适等。

新型智库的基本条件

在我国,智库有党政部门、社科院所、党校行政学院、高校、军队、科技和企业、社会多个运作主体。新型智库的建设,需要在市场需求、研究氛围、技术支撑、团队建设等多方面创造条件。

一、民主是科学决策的前提。

当前,迫切需要培育“智库思想市场”。

各级领导机关能否实行决策咨询的项目招标制度、研究成果的采购制度?

大学智库与政府机构之间能否形成流动机制?政府注意从智库机构选拔行政干部,“学而优则仕”;一些领导干部也可以改行做智库研究,以丰富的公共管理经验“仕而优则学”。经验表明,这样便于智库与政府决策者进行沟通,进而影响政策制定;智库凭借与官方决策的特殊关系以及自身非官方的身份,可在国际政治沟通中发挥独特而又重要的外交作用。

中国智库思想产品需要有更为宽阔的国际视野,并成为中外民间沟通的重要通道。

二、舆情监测成为新型智库的底气:民意+数据。

舆情监测转型提升为专业化智库,一个突出优势,就是接地气、晓民意,比某些学院派的智库更多地了解社会生活实际和各方利益诉求,比某些体制内的智库更有勇气直面转型期的社会矛盾。

舆情监测拥有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所艳羡的海量数据。特别是互联网“三巨头”BAT数据(百度搜索、阿里巴巴的电商数据、腾讯的微信和QQ),加上新浪微博,这几家“大数据池”构成了当今中国社会的全息地图,从中可以了解中国人的思想和商业消费行为,在宏观的数据规模上精准地把握中国社会发展的脉搏。

例如,住建部在2012年、2013年确定了两批共193个智慧城市试点。利用阿里巴巴的电商数据,新浪微博、腾讯微博和人民网《地方领导留言板》的数据,可以分析一座城市智能化程度。这些数据包括智慧公共服务(在线固话宽带缴费,物业缴费,有线电视缴费,网上挂号服务等),智慧行政服务(政府网站访问量,办事项目数量,查询项目数量;政务微博数量,政务微博影响力,政务微博引导力,《地方领导留言板》答复数量等),智慧购物(淘宝和天猫B2C、C2C中,各城市买家单位时间交易金额、交易次数、好评率、所涉ID数等),智慧理财(转账付款、信用卡还款、余额宝理财等业务,各城市一年办理次数、金额、所涉ID数等)。

大数据的发展,将使内参和对策研究,具有文理科交叉的复合背景。没有较大规模的数据支撑,舆情研究就无责任感和政治性可言,不足为训。

三、“策士型”知识分子。

有些传统的学院派知识分子,对社会现实了解不够深入,特别是不熟悉体制内的运作,对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思路追踪研究不够。

而互联网上活跃的所谓“公共知识分子”,虽然密切关心时事,但容易养成浅尝辄止、信口开河的毛病,在一些公共议题上经常扩大社会分歧,加剧社会的撕裂,特别是官民之间的情绪对峙。

智库研究贵在平衡分歧,在利益群体和诉求多元化的环境下,智库以客观公正的立场提出政策观点,为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提供交流平台。因此,智库所需要的是“策士型”知识分子,强调研究的专业门槛,严谨谦抑。

智库研究有个立场问题。人民网舆情监测室主张舆情监测“坐北朝南”,站在政府立场解读民意,帮助政府修正和完善决策。社会进步是“坐北朝南”和“坐南朝北”的合力,人民网这样的中央重点新闻网站的舆情研究机构,需要强调体制内的建设性立场。智库思想产品的发布,也要注意内外有别,防止某些超前的研究成果公开可能产生的舆论失控。

四、宽广的社会资源。

互联网成为思想文化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,因此基于互联网信息的新型智库需要广结善缘,团结更多力量。包括:党政机关政研室、政府网络管理部门,及时把握政策思路和包括互联网在内的公共管理现状;门户网站、社交媒体的编辑、管理员、版主,政务微博、微信运营者,媒体微博、微信、客户端的运营者,活跃网友,对网络舆论全流程的各个节点全接触,对民意的脉搏了然于心;新媒体研究者,社会学、政治学研究者,把新闻舆论学的研究与公共管理结合起来,把舆情监测作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环节和先决条件。

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上提出,构建程序合理、环节完整的协商民主体系。我们觉得,协商民主体系离不开智库研究这个重要的“程序”和“环节”。智库的职责,就是在知识与政治之间,在政府与民众之间,架设桥梁,正如战国时代齐国哲学家尹文子说:“所贵圣人之治,不贵其独治,贵其能与众共治。”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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